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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中唐中唐咏史诗在转型中多变-【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08:28 阅读: 来源:刺绣机厂家

第一节安史之乱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从中唐开始,咏史诗正式登堂入室,由诗坛边缘进入到中心地带,成为中唐诗歌总体成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安史之乱对于社会情势与文化的影响

盛唐到中唐最大的分界线就是安史之乱,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耽于享乐,使国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又放任边地将领拥兵自重,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发动兵变,翌年就攻入都城长安,安氏称帝。758年,由于朝廷一项暗杀史思明的计划外泄,史思明发动兵变,杀安庆绪并称“大燕皇帝”,史称“安史之乱”。至公元761年,史思明被其儿子史朝义所杀。翌年,唐代宗继位,并从叛军中收复洛阳,最后史朝义被李怀先逼迫自杀。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唐王朝终于在广德元年(763)平息了战乱,勉强保住了社稷江山,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一切繁华辉煌的盛世气象已经如梦里云烟,荡然无存。此后,唐王朝从全盛的巅峰中跌落下来。安史之乱后,战乱虽平,但是整个社会情势并没有太多改善,藩镇纷纷割据,烽火依然遍地,经济尤其困顿,这些都使得战乱后的大历年间诗风“气骨顿衰”,曾经的盛唐之气完全衰退和黯淡,诗坛上充满疲倦、衰顿、苍老和冷淡。这种情势一直持续到贞元元和时期,随着政治的相对清明,沉寂的诗坛终于被打破,文学创作也重新走向繁荣,出现了可以和盛唐相比的唐代诗歌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咏史创作也在时代的大洪流之下变得丰富和多元。但是整体上看,由于唐朝由盛而衰,这种政治情势的变化对于中唐诗歌风格包括咏史都有明显的冲击。

二、中唐咏史诗的创作队伍

中唐咏史诗的创作队伍相当庞大,可谓俊才云蒸,色彩纷呈。重要诗人有刘长卿、李益、元稹、刘禹锡、白居易、李贺、鲍溶、张祜、殷尧藩等,另外钱起、李华、韦应物、戴叔伦、张籍、王建、李涉、吕温、孟郊、权德舆等也都创作了许多咏史诗。其中以刘禹锡为代表,其创作成就最高。中唐诗人理性发达,社会实践意识也十分强烈,因此他们的历史感也更为深沉和现实。中唐诗人的人生思考与社会关怀都通过咏史鲜明地体现出来,尤其是贞元、元和、长庆时期,咏史诗创作空前繁荣。具体表现为取材更加广泛,风格更加多样,艺术上也更成熟,其体裁独立性也完全确立。仅就取材言,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前朝亡国之君隋炀帝,无不采以入诗,特别是对六朝和隋的史事关注尤多。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唐诗人敢于以本朝历史为素材进行讽咏,作为本朝统治者的唐玄宗成为诗人们大胆褒贬的对象,显示了中唐咏史诗的批判精神与现实精神。

三、中唐诗人的心绪与咏史指向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但使大唐王朝的太平盛世一去不返,也给文人心灵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诗人们回顾开、天盛世,不免产生恍若隔世的虚幻和失落。咏史诗在这一时期悄然勃兴,正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经历了重创的大唐帝国,如同大病初愈的病人,虽然劫后余生,有了康复的希望,但毕竟元气大伤,没有了往目的雄风。中唐诗人就是在这种风光不再的伤感和有望复原的希冀中体察社会,巨大的变故使得诗人们的思想更深沉、视界更广远。百余年繁华盛世所涵养出的浪漫气质、乐观信念,已逐渐被深沉的忧患与务实的精神所取代,中唐的咏史诗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如果说初盛唐诗人在咏史诗中多张扬个性,表现了自我意识的深度觉醒,那么中唐诗人则更多地在咏史和怀古中关注现实,表明了诗人社会意识的高度自觉。在强烈的政治挫折感下,诗人们鉴古知今,因而咏史诗与现实的关系更为紧密,忧患意识与讽谏意味也明显加强。

第二节中唐咏史诗在题材方面的开拓与创新

中唐时期是唐诗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咏史诗也有很大发展,参与咏史的诗人非常之多,作品数量也大大增加,这种状况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咏史题材的丰富与开拓,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直至本朝时事,无不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而且出现了某些题材的集中咏叹,如王昭君、金陵、唐玄宗、杨贵妃等,下面分别论证。

一、昭君题材的开拓

(一)昭君题材的确立与发展

昭君出塞事最早见于正史记载是在《汉书》中,以《匈奴传》一条为最详:“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上谷以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卒吏,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作为和亲政策的使者,结束了汉匈之间长达百年的战乱,换来了边塞近50年的安定和平,但在这一记载中,她也仅是勉强出现了名姓。

正史《后汉书?南匈奴传》中,昭君的形象就较前者突出了许多:“昭君字嫱,南郡人。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这里,昭君拥有了一个历史人物应有的基本特征——籍贯、人生经历、行为,甚至还出现了一般历史人物所没有的特征容貌形态与内心世界——已经具备了文学要素。

《西京杂记》对此作了大胆的补充,引出了昭君故事中一个关键人物——画师毛延寿。“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帝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毛延寿,……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稀矣。”

毛延寿的出现意义非凡。他不仅使昭君“貌为后宫第一”与多年“不得见御”的矛盾得以“合理”解决,起到完善情节、增强趣味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人物可以引发人们的多重思考。这个荒唐的故事一经出现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少到唐代它已经成为昭君古题中一个特定的典实、一种话语,说明它的出现是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的。它的出现仿佛打开了一扇门,大大拓展了故事的发展余地和人们的想象空间。至此,昭君故事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后人的吟咏基本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它多方折射的情理意蕴也在人们的反复挖掘中不断丰富着。

昭君题材最早见于文人吟咏主要是在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石崇的这首诗采用第一人称“赋”的手法,娓娓叙述昭君辛酸、屈辱的和亲生涯,其基本主题是“悲远嫁”。格调哀怨凄恻,为后代诗人的咏唱昭君奠定了基调。江淹在《别赋》中对这一主题作了很好的注解:“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他揭示了昭君故事最初激荡人心灵的几种悲剧要素,这也是昭君得以由史入诗的基本审美依据。钟嵘在其《诗品序》中,在列举了“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等一系列感动人心的情境后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人对昭君的吟咏,首先就是被她远嫁的悲情所打动。

南北朝时咏昭君的作者渐多,包括鲍照、梁萧纪、沈约、陈昭等人均有相关作品。昭君故事在唐之前已得到文人的广泛关注,成为咏史诗中一个最重要的题材。例如,庾信创作了两首昭君作品,刻画昭君的形貌、揣摩其心态方面体贴入微,凸显了一个一路风霜、花容不整、内心凄婉、楚楚动人的远嫁佳人形象,说明这一时期昭君诗的主题还比较单纯,主要集中在对其远嫁的悲苦的感伤叹惋上。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昭君故事已成为独立的题材,但还停留在十分感性的阶段,昭君的形象主要表现为一个自哀自怜、柔弱无助、被迫出塞的弱女子。

(二)中唐咏史诗在这一题材上的开拓与创新

中唐诗人们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使昭君古题的题材精彩一变。在他们笔下,昭君的形象与心态都更加复杂,也更富于个性化。唐诗中虽然也不乏“悲远嫁”主题的作品,但他们已不满足于对昭君个人当下遭遇的简单哀叹,而是将理性的触角直接伸向和亲事件的背后,去挖掘昭君悲剧的根源,并多方探讨其情理意义。而且,唐人既能深入昭君的心灵深处重新体验她的不幸,给予她最具人性化的关怀和体贴,又能将昭君故事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个人身世普遍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昭君悲剧的审美内涵,使得其主题指向更为复杂和多元。

1.样式上

从诗歌体裁来看,隋代之前的咏昭君诗,均无一例外地采用五言体,形式较为单调,平仄搭配上也不甚谐协,某些用语也甚为浅俗。如石崇的诗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被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讥为:“语太村俗”,又如梁刘氏(王淑英妻)的《昭君怨》:“相接辞关泪,至今犹未燥”,“燥”字也用得甚为粗糙,这种情况到了唐代就很少出现了。初盛唐时期,吟咏昭君题材的诗歌样式开始逐渐丰富,如李白采用歌行体式,杜甫采用成熟的七律体歌咏昭君,这种方式在中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和延续。中唐时期,吟咏昭君题材的诗歌不仅造语更加圆润,体式上也大为创新,除了原有的五律、五绝之外,还增加了七绝、七律、七言联句体、五七杂言歌行体等,说明这一时期的诗人已经自觉地选用昭君题材,而且运用各种体式都相当自如。

2.内容上

首先,对昭君“色”的重新认识。唐代文人发展了施荣泰“峨眉误人”的命题,因此在文人的笔下,昭君的美色不再只是诗人欣赏、描摹的对象,而是昭君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昭君是因色而被选入汉宫的,这是她一生悲剧命运的开始。白居易有一首《过昭君村》:“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独美众所嫉,终弃出塞垣。”因为昭君的娥眉自误,因此她故乡的人们生了女儿后唯恐太美,“以艾炽其面”,就是用一种土办法将女孩的脸烧出斑痕,以免被选入宫中,所以诗中说:“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白居易在《青冢》一诗中由昭君推广开来,对所有的女子提出了警告“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何言一时事,可戒千年后。特报后来妹,不须倚眉首。无辞插荆钗,嫁作贫家妇。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浇酒。”昭君自恃美貌,而忽略了画工的作用,结果是好事变成了坏事,“自矜娇艳色,不顾丹青人。哪知粉绘能相负,却使容华翻误身。”(刘长卿《王昭君歌》)、“自倚婵娟望主恩,谁知美恶忽相翻。黄金不买汉宫貌,青冢空埋胡地魂。”(皎然《昭君怨》)这些诗都揭示一个道理,美貌非但没成为昭君获取幸福的资本,反倒使其深受其害,从而揭露了宫廷的腐败与黑暗。这是昭君怨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对元帝的形象大多采用同情的心态。在大多诗作中,诗人们对于导致昭君悲剧的元帝仅是发出委婉的批评,而不是大加鞭挞。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和亲政策的出台上,李咸用在《昭君》中说:“古帝修文德,蛮夷莫敢侵。不知桃李貌,能转虎狼心……”通过对比的方式讽刺了元帝统治的无力。诗人们对元帝不仅批评失之软弱,而且还常常表现出同情和理解,他们常借昭君之口对君主表达既怨又爱的复杂感情。昭君一方面“肠断君恩信画工”(王涣《惆怅诗十二首》之十二),怪皇上不该被小人蒙蔽而冷落了自己,一方面又从皇帝的一见难忘之下很容易就原谅了他,甚至对皇帝的一顾之恩十分感动,“马上徒劳别恨深,总缘如玉不输金。已知贱妾无归日,空荷君王有悔心”(施肩吾《昭君怨》),“闻有南河信,传言杀画师。始知君恩重,更肯惜峨眉”(郭震《昭君怨》),还有不少表达对君王充满眷恋和思念的诗句:“愿化南飞燕,年年入汉宫”(徐夤《追和常建叹王昭君》)、“一双泪滴黄河水,应得东流入汉家”(王偃《明君词》),进而幻想着能回到元帝身边:“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峨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白居易《王昭君》)、“毳幕夜来时宛转,何由得似汉王边”(储光羲《明妃曲》)。

第三,对画工毛延寿的重新认识。昭君的悲剧并不是某一两个小人造成的。这种观点在唐人的昭君咏里已经有所体现,明眼诗人已经发现,将昭君的悲剧仅仅归罪于一个小小的画师似乎有欠公允,因此历来也不乏为毛延寿减刑、辩护甚至翻案的诗作。徐夤的“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道出了昭君出塞有许多不得已的因素,其中也包括“帝家无策”。白居易“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的诗句,更是将元帝判为主犯,而毛延寿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而已。王睿的“莫怨画工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显然已寓有昭君出塞是因祸而得福之意,虽然未公开肯定画师,但已恕其无罪。但是这种呼声在唐代还比较微弱,而到宋代以后逐渐多了起来。其间也不乏为毛延寿翻案的诗人,如王安石就认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但他不过是将“故意犯罪”改判为“过失犯罪”而已。至于后来更有人翻案翻出毛延寿非但无罪,甚至于昭君、于汉皆有功的论调,则有悖于常情,立意就低劣了很多。如明人李学道《反昭君怨》中说:“当时不遇毛延寿,安得芳名播千古”,清人吴荩也有《昭君》诗说:“紫台人别汉家春,天子休嫌画为真。留得峨眉靖边塞,可知延寿是功臣”,充满了道学论调,则与唐代大相径庭。

总体来看,唐代及以前的昭君诗以情胜,而且昭君形象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到唐代达到了形象化的高峰。宋人的昭君诗视野较唐人开阔,其怨叹也由昭君的一己之命运而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中,从而“怨”的悲情冲淡,而理性的思索更深了,在立意上较唐人也有进一步的深化。如王安石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明妃曲》其一)、“人生乐在相知心”(《明妃曲》其二),欧阳修的“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司马光的“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和王介甫明妃曲》),苏轼的“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昭君村》)等等,都带有浓厚的哲理意味,显示了宋代昭君诗表现出的理趣化的倾向。

二、金陵题材的开拓

(一)金陵题材在咏史诗中的确立

金陵是三国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古都。这里人文荟萃,经济发达,物产殷富,人物风流,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然而,遗憾的是,定都于此的王朝并没有因金陵的繁华喧嚣而王运长驻,却相继黯然败亡。数百年间,王朝更迭变换,朝梁暮陈,兴衰成败让人思索和感叹。一些名胜古迹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王朝的缩影与见证,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作为一个具有浓厚怀古情结的诗人,李白有感于六朝的人物风流盛事,特别是金陵兴衰,创作了为数不少的以金陵人物、古迹为咏叹对象的咏史诗:《金陵城西楼月下吟》《金陵白杨十字巷》《月夜金陵怀古》《金陵新亭》《金陵歌送别范宣》《金陵》三首、《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金陵凤凰台置酒》《登金陵凤凰台》等,共计11首。

其中《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金陵新亭》二诗抒发建功立业的雄心,或力挽“安史之乱”的壮志情怀,《登金陵凤凰台》表达历史变迁、人事变化的慨叹与思索,借以讽刺开元、天宝时期权臣的诲滔蔽明,或表达对“安史之乱”时期混乱时局的伤感。《金陵》三首,是咏史诗史上第一组以金陵为题材的组诗。当时安禄山攻陷两京,中原鼎沸。李白作为忧国忧时之士,便借南朝的兴亡以感慨时局。如其二“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亡国生春草,王宫没古丘。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洲。”当时户民密集、朱楼耸立的金陵,已变为春草萋萋、古丘荒凉之地。而“后湖月”的意象,则连接古今,把历史与现实叠映在一起。昔日繁华与今日之冷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差,从而引发了强烈的盛衰兴亡之感。综合看来,蕴涵丰富历史人文意义的金陵题材,是咏史诗史上的重要题材之一。李白是最早给予关注、展现者,具有开创、确立之功。在李白的影响下,中晚唐诗人创作金陵题材的诗风蔚然兴起,成为当时较突出的咏史之音。

(二)中唐咏史诗在这一题材上的开拓与创新

盛唐时期的金陵题材基本以李白为主,诗中主要表现面对王朝兴衰诗人的报国之志。而到了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盛唐繁华不再,金陵也由于自身的悲情内涵与中唐的时代氛围更加契合,因此,这一题材所吟咏的伤悼之情远比盛唐要更为深刻、更为典型。诗人们内心的黍离之叹在金陵题材中找到了适合的投射对象,也使得金陵题材在表现和审美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1.以“伤悼”为核心的金陵题材的内容确立

中唐创作金陵题材的作家首推刘禹锡,其《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金陵怀古》《台城怀古》是吟咏金陵题材的代表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在描写王朝兴废时,更多地融入了诗人的伤悼情绪。

如其《西塞山怀古》,“全诗弥漫着的是一种浓烈的伤悼情思,不世功业,一代繁华,亦终将成为伤悼感慨之往事。”其后,随着他对时政衰颓局面体验的更加深刻,这种伤悼情思,就成为他咏史的主调。《金陵五题》《台城怀古》等诗可为代表。这些作品继承了李白所开创的金陵题材,但与李白借金陵盛衰以讽谏时世的创作意识相比,这些作品已经淡去经世精神,基本上沉浸在对历史兴亡的感伤之中,“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人致力于表现“石头城”这一六朝遗迹的凄凉寂寞,群山围绕着沧桑的故国,浪潮拍打着空荡的遗城,寂寞地来回。一切都是眼前之景,但又都回荡着历史的余音。而“旧时月”则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关键意象。当年那轮曾拂照秦淮河畔歌舞管弦、灯红酒绿的残月,如今又穿越过历史,无情又似有情地悄然移过女墙。历史的变迁、王朝的兴废、作者的无限感慨和伤婉都蕴于其中。作者已不再借历史的兴废去讽谏现实政治,少了外在的社会目的与意义,却大大加强了内在感情的深度。伤悼情感忧伤而凄美,诗境静中含动、动以衬静,富于艺术美感,赢得了当时及后世文人的叹赏。《台城怀古》也保持着这种伤感性的情调,“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宫墙隐嶙围野泽,鹳鶂夜鸣秋色深。”刘禹锡的这类作品,对其后的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2.借金陵之事批评时政,引入哲理思考

同样是以金陵为题材,刘禹锡还用自己独有的历史眼光,在诗歌中引入哲理方面的思考,这也是对于盛唐以及此前咏金陵诗歌的一大开拓,代表作有《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长庆四年(824),诗人自夔州赴和州,途经西塞山,感怀王濬灭东吴事而作此诗。它在一种伤悼萧瑟的艺术氛围中,沉重地指出所谓的“王气”、“千寻铁锁”、“山形”等外在防御、天险皆不足凭恃,王朝的盛衰在于人事而不在于地势。国家由割据走向统一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实际上是对当时藩镇割据者的批判。在其咏史诗中,最能反映他对历史发展规律探索的,当推《金陵怀古》: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诗人反思金陵王朝的迭变兴废,深刻指出了历史兴亡的根本原因“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诗句简洁明了,一语中的地总结出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由人事决定的这一规律。论史精湛深邃,可以说将咏史诗的历史反思意识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体现了中唐时代诗人高超的史论水平。

3.对历史兴亡和时政的批判

包括刘禹锡在内的很多诗人在吟咏金陵题材的时候,都关注到了金陵灭亡的原因。他们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维持统治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治而不是凭借天险。因为金陵的山川形胜,不仅作为自然环境被看好,更作为一种有利的战略地形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内有虎踞龙盘之势,外有长江天险,历来在这里建都的朝廷都希望借助江山之险来保障政权安全。然而正是对有利地形的过分依赖导致统治者精神的麻痹,他们歌舞升平,不知居安思危,最终都无一例外地短命。六朝人当局者迷,而后人却从他们的历史中清醒地意识到险不足恃。这种观点最早在储光羲的《临江亭五咏》中就已触及,如其四:

山际空为险,江流长自深。

平生何以恨,天地本无心。

在刘禹锡诗中则更清楚地表明了“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的理性认识。在《西塞山怀古》中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事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江山依旧,而妄图凭借天险获得长治久安的小朝廷却早已成为令人感伤的历史。

综上,金陵以其历史积淀之厚成为文人心中难解的情结,它一经产生便牢不可破。在唐代,金陵就已经成为诗人历史感的发源地和诗兴的集散地,围绕它所产生的诗篇,成为唐代咏史诗中最具审美价值的部分。而且,唐人对金陵的题咏,又反过来作为金陵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后人所吟咏的对象。

唐代以后,金陵又曾在南唐、南明、太平天国等几个短暂的王朝成为都城,这种变迁也为后人咏叹金陵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后世的词、曲、戏剧以及小说中,都可以看到文人金陵情结的进一步发展。如宋代的王安石、周邦彦、辛弃疾、文天祥,元代的白朴、卢挚、萨都剌,明代的高启及明清之际的黄周星、屈大钧、钱谦益,清代的朱彝尊、黄景仁、纳兰性德等等,都有著名的金陵怀古之作。面对金陵的衰草寒烟,谩嗟六朝荣辱,感受椎心泣血的兴亡之痛,已成为历代诗人心照不宣的默契。尤其是南宋、元代及明清之际这些民族矛盾紧张的时期,金陵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是文人伴随着血泪的悲鸣。

三、李杨爱情题材的开拓

(一)李杨爱情题材的确立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历史由盛而衰。天翻地覆的变化,给唐代社会造成巨大创伤,也给诗人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产生无限的反思、无穷的诗意。唐玄宗曾经颇有作为,开创了开元盛世,他在政治上的功绩,常常得到肯定和夸赞。同时,他与杨贵妃的爱情也屡受关注。一个是雄主,一个是名姬,正是英雄美人相得益彰。盛唐时期,当杨贵妃正在得宠、大唐帝国歌舞升平的时候,她就已经进入到诗人的视野中。盛唐时期最早在咏史中开拓这一题材的是李白和杜甫。李白写有《清平调》3首,杜甫创作了《丽人行》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以玄宗和贵妃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他们或对帝王之家的富贵与爱情表示赞叹,或对他们的骄奢淫逸给予讽刺与针砭,或者赞美与讽刺兼而有之。李白《清平调》因为是奉玄宗之诏特为贵妃所作,因此诗歌自然以贵妃的美貌与风情作为歌咏的重点。在他的诗作中,贵妃具有天仙化人般的美,并因此博得君王的宠爱,两情欢洽。虽然以“飞燕”为喻易令人生疑,以为有讽意,但其态度还是以赏玩和赞美为主。杜甫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潜在危机有独特的敏感,因此对外戚势力的气焰嚣张非常忧虑,并借诗加以批判,《丽人行》即集中体现了这点。诗作极力描写贵妃之姊妹兄弟出游时的奢华与排场,指出他们“炙手可热势绝伦”无非是凭借杨贵妃的得宠,由此对他们的骄奢淫逸予以批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也有一段刺外戚之奢:“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在诗中杜甫虽表达了对后戚之骄纵与奢侈的讽刺和厌恶,但尚有兴致铺排其奢华的场景,尤其是《丽人行》一诗,虽具讽意却并不沉痛,笔调也相对明快一些。

安史之乱,杨贵妃自缢于马嵬坡,使得这一史事生发出更多的感慨,《新唐书?玄宗本纪》云:“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此后,许多诗人在论述玄宗、贵妃史事时都沿袭了其中的观点,并进行生发和演绎。

(二)中唐咏史诗对这一题材的开拓与创新

安史之乱虽然尘埃落定,但是李、杨二人为其荒淫所付出的代价,却无法挽回。满目疮痍与文人内心的伤痛,更无法在短时期内恢复。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举国上下都难以走出安史之乱的阴影。诗人们选材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玄宗与贵妃的故事,描写这一题材时不仅重视现实,更多地融入了对于李、扬故事的哀叹和想象,使得这一题材逐步从现实走向历史,表现出与盛唐咏史面目不同的情怀、认识,取得较大突破。据统计,中唐时期吟咏玄宗的咏史诗有20余首,比之前的盛唐有较大提升。诗人们对于玄宗和贵妃的爱情认识更为矛盾,趋向也不同,表现为主题立意的多元化,呈现出浓重的感伤情绪。

1.对玄宗和贵妃的骄奢享乐进行批判和讽刺

在盛唐基础上,中唐诗人在描写玄宗题材时,其现实性更为强烈,以古鉴今之意甚明。中唐诗人张祜有《华清宫》四首,专门揭露唐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并借古讽今,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另一首《集灵台》则采用了“春秋笔法”,“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全诗婉而多讽,隐喻了虢国夫人与唐玄宗之间的暧昧关系。清黄生《唐诗摘抄》卷四评曰“具文见意。只言就国以美自矜,而所以蛊惑人主者,自在言外。‘承主恩’三字,乃春秋之笔也。”这比起形诸文辞的直接点破,意义更加沉着有味。《华清宫》四首之一写道:“红叶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五:“《阿滥堆》,唐明皇之所作也。号骊山有禽名阿滥堆,明皇御玉笛,将其声翻为曲,左右皆能传唱。”这首诗讽刺玄宗沉溺于声乐之中,不理朝政,而最终导致安史之乱。诗人借曾经的“阿滥堆”曲词的再现,警告当政统治者鉴戒兴亡,吸取教训。刘禹锡也写了不少关于唐玄宗旧事的诗,有《华清词》《马嵬行》《睹玄宗诗》《翠微寺有感》等,这些诗均有明显的讽刺当朝皇帝之意,笔触大胆,有现实之慨。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唐宪宗平定淮西,但随后就骄奢起来,一些奸邪小人乘时而起,给宪宗大量进贡羡馀,满足其挥霍,加上宪宗喜好神仙,多次诏书天下寻求方士,无心打理朝政,使得国政出现了深重的危机。作为一位时刻关心国运的诗人,刘禹锡借诗来吟咏前朝玄宗之事,用意是非常显明的。

2.对玄宗、贵妃的爱情寄寓同情

这一阶段也有对李扬二人的史事表现同情的作品,代表作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这两首长篇叙事诗的出现不仅是内容上与讽刺批判相异,重要的是,他们都用长篇的形式对李杨故事进行演绎和联想,生发出这一故事更为丰富的内涵。元稹《连昌宫词》采用与“宫边老翁”的对话的形式,表现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宫中尽情享乐,兴师动众、万人夹道欢送的情景,用夸张的笔墨极写其盛;还描写了安史之乱后连昌宫的极度荒凉,极写其衰,由此传达出世事推移、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长恨歌》则形象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尤其是描写马嵬坡杨贵妃之死,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具体而形象地表现出来。诗人还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以及唐玄宗奔蜀还都路上,重经旧地勾起的伤心回忆;回宫后睹物伤情,辗转难眠等,刻画了一个专情深情的帝王形象。在《长恨歌》中白居易一改他人对于玄宗的批判,为这一故事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李扬题材咏史诗的压卷之作。

3.对玄宗导致的安史之乱进行泛咏

中唐诗人还就玄宗、贵妃的史事进行泛泛而咏,表现一种往昔繁华不再的伤感情绪。张继有《华清宫》一诗,“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王建《过绮绣宫》“玉楼倾倒粉墙空,重叠青山绕故宫。武帝去来罗袖尽,野花黄蝶领春风”,都表达的是一种世事如寄、人生如梦、繁华不再的伤感之情,隐隐流露出一种黍离之悲。类似的作品还有张籍《华清宫》、白居易《梨园弟子》、孙叔向《题昭应温泉》等。诗人们反复回味着昔日的开元盛世,不断重新体验着忽然间大厦倾颓的震撼与惊悚,感受劫后余生般痛苦的成熟。他们对于玄宗时代的历史,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遗民心态,因为“开天盛世”是唐玄宗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辉的一页,也是令唐人回味无穷的辉煌记忆。“安史之乱”“马嵬兵变”是唐玄宗政治与人生的双重挫败,也是唐人心中无法抚平的创伤记忆。这两种记忆又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诗人们的情怀就表现为恨惋交织,有缅怀、有同情、有谴责也有憾恨,剪不断、理还乱。

(三)对晚唐李杨题材的影响

随着“但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成为往事,由中唐开拓的李、杨题材也逐步褪去了现实色彩而进入了历史范畴。晚唐时期,诗人对于李杨事件的态度虽然仍存矛盾,但是心态却变得平和、冷静。经过时间的沉淀后再反观此事,晚唐诗人更多的是思考和总结,如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道治乱之由,讽喻之情却出之以含蓄:第一首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刺贵妃私生活之奢;第二首“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言乐极生悲,讥贵妃果能倾国倾城;第三首“万国笙歌醉太平”,刺玄宗醉心游乐,乱根潜结而内心不省。对这一史事李商隐针刺入骨,却婉转巧妙:《华清宫》以“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对贵妃极尽冷嘲,《骊山有感》《龙池》等诗揭露杨贵妃曾为寿王妃之老底,热讽之甚,不留情面。薛能的《过骊山》“玄宗不是偏行乐,只是当时四海闲”,温庭筠的《龙尾驿妇人图》“今来看画犹如此,何况亲逢绝世人”,罗隐的《华清宫》“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都轻松戏谑,以反语来调侃玄宗,冷过抢白唾骂。当然也有为杨贵妃遭遇鸣不平的诗人,罗隐《帝幸蜀》(一作狄归昌《题马嵬驿》)一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借僖宗幸蜀事为杨妃叫屈。这些都可谓是有见地之论。

综上所述,李、杨题材咏史诗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诗人情感态度的复杂性与主题立意的多元化。因为事件的本身就是多侧面的,美丑善恶相互交织、倚伏,并相互转化。因此诗人们对他们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有伤悼、有惋惜、有鞭挞、有同情,非但不同的诗人往往见解大相径庭,即便同一诗人也常常自相矛盾,甚至在同一首诗中,其主题思想也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这其实并不难理解,诗人们对李杨爱情的态度本来就是复杂的,爱与恨交织于一体,他们在诗中真实地表达了这种感情,自然就造就了诗歌情感意蕴的模糊性。

第三节刘禹锡及其咏史诗

一、创作概况

(一)刘禹锡咏史诗的特点

刘禹锡(772—842),是唐代诗坛独树一帜的诗人。他的诗既体现着中唐诗歌的审美取向,又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一般风气,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这点在其咏史诗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罗宗强先生对其咏史诗给予了高度评价:“刘禹锡的时代,唐朝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且自安史之乱以后,即呈衰颓迹象,这样的时代氛围使士人们接触到古迹、历史时,容易产生苍凉之感,对前代兴亡的教训多有感慨。于是,咏史逐渐成为常见题材。刘禹锡是写怀古咏史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诗人。”从整个唐代来看,刘禹锡并不是最早写作咏史诗的诗人,然而说他是唐代最优秀的咏史诗人,则当没有异议。刘禹锡在李白、杜甫对咏史诗创作不断开拓的基础上,乘时代风会,进一步规范了咏史诗的体裁属性,在处理时空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以及情景关系等方面,技巧都更为纯熟。正如山水诗在王维手中全面成熟一样,咏史诗的真正成熟则应归于刘禹锡。

刘禹锡有咏史或怀古诗55首,不仅规模较大,而且体式、内容都很明确。他的咏史诗都具有鲜明的体裁特征,很少在体裁归属上发生歧义。从他咏史的内容表现看,既有表达重大政治主题、直刺现实痛疾的警世之作,也有表达自己政治理想与人生态度的抒怀之篇,还有对历史规律与王朝命运的感叹与思考。他不仅仅是满足于表达感情与见解,而是着力探求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规律与智慧。他在咏史中表现出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深沉的反思意识,标志着咏史诗思维方式的转变。

(二)刘禹锡政治生涯对其咏史创作的影响

刘禹锡才高志大,从小就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形成了儒家爱民和民本的世界观。青少年时代他接触普通百姓较多,因此对于社会现状有较多的了解。他22岁进士及第,顺宗即位之后,受到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革新,34岁时与柳宗元等人成为永贞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旧唐书?刘禹锡传》称:“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叔文)引禹锡及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永贞革新的改革触动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的利益,因而很快就宣告失败,刘禹锡也被远贬永州。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几经贬窜,半生蹉跎,在贬谪中度过了23年的仕途岁月。然而仕途上的颠簸蹭蹬并没有泯灭刘禹锡的政治热情,反而加深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人世兴衰的思考。在其咏史诗中,他关注较多的是朝代更替、君王政道以及国家统一的重大政治问题,而不是汲汲于一己之遭遇与内心之愁劳。刘禹锡不仅在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上表现出卓越的史识,而且对现实问题也有深刻的洞察,主要表现为咏史诗中深广的政治忧愤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而这些都与其青年时期的政治经历不无关系。

二、内容题材、情感指向

刘禹锡的咏史诗涉及王朝命运、历史规律、政治事件以及政治理想等多个方面。在其七百多首诗中,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占了很大比例,而咏史诗中最突出的就是那些抒发家国兴亡之感的作品,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金陵题材

金陵题材是由李白确立的,而在咏史诗中将这一题材发扬光大的当推刘禹锡。他写了大量的有关金陵的咏史作品,《金陵五题》《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等,其中又以《金陵五题》最有代表性。《金陵五题》作为组诗,分别咏叹了长期以来被潮水冲刷的石头城之女墙(《石头城》)、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堂前燕子、夕阳中的乌衣巷口(《乌衣巷》)、宫女唱彻的《后庭花》、今日成为野草蔓藤的台城(《台城》)……深深地表达了诗人深沉的怀古幽思和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之感。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词人怀古思旧》条云:词人即事睹景,怀古思旧,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举其最工者,如刘禹锡《金陵》诗“山围故国周遭在……盖人已逝而迹犹存,迹虽存而景随变。古今词云,语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诸此。”可见此诗已经成为后代诗人取法的范式。更重要的是,由于诗人是一位哲学家、政治家,对历史和现实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思考,他的咏史和怀古,就不仅是单纯的情感寄托,而是哲思与情感的高度融合,是对于政治的见解。他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所唱出的基调:“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正是诗人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指向。

(二)本朝史实

刘禹锡在咏史中还关注前朝君主唐玄宗的旧事,写了《华清词》《马嵬行》《睹玄宗诗》《翠微寺有感》等。作为一位时刻关心国运的诗人,刘禹锡在诗中吟咏前朝遗事,对玄宗求仙之事进行讽咏,是有其现实感慨的。结合当朝皇帝宪宗的一些行为可知,这些诗作都蕴含了刘禹锡对唐宪宗勤于政事、远离方士的希望,以古鉴今之意非常明显。

他还借助历史故事隐曲地表达现实政治感慨。《经檀道济故垒》中诗人悲愤地写道:“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据《南史?檀道济传》载:元嘉十三年春,宋文帝病,司徒刘义康慑于檀道济的威望,矫诏杀之。道济无辜被受,极为愤怒,目光如炬,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果然,当时北魏听到檀道济被杀的消息,莫不举手相庆,以为南朝不足复忧。诗人拈出这一段历史事实加以咏叹,正是将历史教训与自己的切身感受融于一体,对当朝统治者打击有志革新之士表示扼腕痛心。应当说,这是对一般“士不遇”主题的一种提升和超越,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忧国不谋身”(《学阮公体三首》)的胸襟和伟抱。

(三)借咏史表明政治态度

刘禹锡是一位对政治、现实极度关注的诗人,虽然他一生屡遭贬谪,但他的政治热情却丝毫不减。在其许多咏史创作中,都能看到他对政治的评价与看法。

《咏史》其一,赞扬西汉时期不趋奉炙手可热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任少卿,批判了背弃理想和追求功名富贵的人。《咏史》其二回顾西汉时期汉文帝放逐“明王道”之贾谊,而重用“工车戏”的卫绾的史事。明写历史,实则暗喻现实,后两句进行发问,“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通过为贾谊鸣不平的方式,来表达对王叔文改革集团遭到迫害的愤慨。在赴朗州任司马途经江陵时,刘禹锡面对南国江山,感伤之至,写下《荆州道怀古》,诗中采用“集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宾子伤之……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的典故,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不思归”,借用庾信在西魏创作《拟咏怀》和《哀江南赋》之事,回顾庾信对故国沦亡的隐痛和思念乡关的深情,并暗喻诗人自己对长安的牵挂,同时包含着对朝代灭亡的惋惜和对唐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此外,《经伏波神祠》《韩信庙》《经檀道济故垒》等诗,都把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地联系起来,寄托一种深远的忧思。

三、艺术特征与成就

(一)意境的塑造

在前人基础上,刘禹锡表现了对于意境明确的自觉追求。刘禹锡有不少关于意境的理论,其《董氏武陵集纪》中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前一句是说诗歌要精炼含蓄,以少胜多,后一句是说,诗人要有驰骋丰富的想象,创造广阔的艺术空间。刘禹锡一方面继承了前人文学理论,另一方面接受了佛禅的影响,他曾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人稀夜复闲,虑静境亦随”,这些诗句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意境应当由“象”而造,但要超越“象”,也就是说,虽然意境是由具体的物象、景象生成的,但要比物象更加广阔和富有意蕴。造境之时,诗人要摆脱一切内心杂念与外界干扰,进入虚静的状态,由“定”而得境,这样才能创造出含蓄深远的意境。总之就是要追求丰富的言外之意,使诗歌具有含蕴不尽之感。这些理论直接影响了刘禹锡的创作,在其咏史诗的创作上,主要表现为意象的选取和境界的营造。

罗宗强在《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对此阐释说:“重视想象,重视意境创造,讲究凝练含蓄,意蕴深微而意在言外。在创作实践中,把这种意见体现得最充分的,应是他的怀古咏史诗。”刘禹锡的咏史诗确实很好地贯彻了他的艺术思想,在创造意境、酿制氛围方面深得含蓄之妙。

1.选取意象

刘禹锡特别善于选取那些具有浓厚历史底蕴和富于衰飒气息的景象、物象,对它们有机地并列、组合,形成一组咏古、怀古意象群,让它们自足生成萧瑟伤感、凄清悲凉的氛围,营造出浓厚的悲凉意境。他采用“移情入景”的方式,将对历史的感伤、慨叹融入到意象之中。如在《荆门道怀古》一诗中,南国山川、宋台梁馆、古树、空城、宫井、宝衣等,都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蕴,可称之为历史意象群。它们的存在既见证着历史,又连接着现实。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出入古今时空的穿透力。而马嘶、行人、秀麦、野雉、落叶等又构成了现实意象群,起着强烈的烘托和映衬作用。二者的有机结合、排列,使此诗充分展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的凄凉感,意境苍凉,包蕴了诗人低沉的伤悼情感,昭示深刻的兴亡哲理:即任何朝代、富贵、权力等都难保永恒终将盛极必衰。

再如《金陵五题?乌衣巷》、《金陵五题?石头城》两首: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此组诗题下有“引”:“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和州隋时为历阳郡)守,跤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迫尔生思,数然有得。”由上可见,诗人写这一组诗时并未亲临金陵,而是因友人作品的启发引起思索,有得而作。整首组诗托思苍凉、意蕴深厚,有意而不落议论,这种特点在《乌衣巷》《石头城》两首诗中尤为表现明显。其深刻的哲理意味,不是一种抽象的表达,而是充分调动想象、联想与激情,营造出的深具审美意韵的艺术境界,而“意”即见于言外。《石头城》写山在、水在、月在,而昔日“故国”已成为今日之“空城”。“空城”一词,写尽今日之荒凉。因城已空,所以那些曾见证过昔日繁华的群山、潮水、明月也都变得寂寞无聊。“朱雀桥”、“乌衣巷”都曾是金陵富贵之地,朱雀桥是六朝时极为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却只留下野草野花。乌衣巷是东晋时王、谢等豪门所在,盛极一时,而现在也只剩下惨淡的夕阳,无比凄凉。富贵不再,只见“野草”“夕阳”,历史与自然意象的巧妙搭配,充分渲染出了一种萧瑟苍凉的景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两句为全诗铺垫了悲凉的基调。然而更传神之笔还在后两句,华堂易主的变迁感,却由燕子的无心逗引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笔法之妙,在于句句写景,而又借眼于燕,以燕子的不问世事,衬托出人世事变迁中的心理创痛与孤绝意识。这些意象的巧妙组合,自然生成一幅令人慨叹而富有韵味的意境。而作者对历史兴废的伤悼之情,也很巧妙地融入其中,显得婉约蕴藉,含蓄深厚,情韵悠长。施补华《岘庸说诗》中云:“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为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其“感慨无穷,用笔极曲”概括得极为准确。全诗不著议论,却谓以小见大、言近旨远、耐人寻味,给人以情与理的双重启示。诗人用苍莽悲凉的意象营造了一个深沓凝重的艺术氛围,而那种难以言传的历史幽思在无限延伸的意境中被生动地传达。据说白居易读到此诗曾“掉头苦吟,叹赏良久”,并断言“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

2.由境生理,显示了独有的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在用自然、历史物象创造出富有神韵的意境时,往往能进一步升华,由境生理,使得咏史诗的理性大大增强,境与理得到完美的结合。如其《金陵怀古》,前四句通过八个自然与历史的意象“潮满”“冶城诸”“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生成了一幅陵夷迁替、古迹荒芜的意境。由于意境完美整齐,实可独成一首五绝。但作者并未局限于此,而是由境生发出议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可谓水到渠成,十分自然巧妙。这是直观审美意向中所升华出的理性反思,是篇中的警策之句,“乃一篇之断案也”。正因为有前面的意象、意境作铺垫,这一精论才有基础,而前面的意境也因此得到了升华。再如《汉寿城春望》一诗:

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

诗歌通过“野草”“古墓”“刍狗”“石麟”等意象,营造了衰败荒凉的意境,之后,刘禹锡便沉浸到历史兴废的反思中。既然汉寿城作为荆州刺史治地,能由以前的政治、交通要道,变为今日衰败不堪的废址。那么,以后情况会是如何呢?“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诗人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此地还可能重新成为交通要道。议论警策,立意新颖别致,反映出作者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辨证观念。由于最后的议论是在前面意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丝毫不觉得生硬。综合看来,刘禹锡的一些诗作注重通过审美意象、意境,去包蕴和生发理性思索,达到了意兴与思理的完美结合。宋人严羽曾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这点在刘禹锡的咏史诗中,可以说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3.刘禹锡的意象选取对后世文人的影响

刘禹锡咏史诗中使用的意象,如“乌衣巷”“燕子”等在后代文人笔下屡屡出现,显示了这些意象长久的生命力。《乌衣巷》中最有特点的就是出现了“燕子”物象。燕子是一种最具灵性的生物,自刘禹锡“借言于燕”、“托兴玄妙”之后,燕子就成为文学题材中见证时代兴亡、人世更迭的代名词,并引发了后人对这一形象的不断演绎。明人袁凯《白燕》:“故园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瞿佑《白燕》:“飞琼不向瑶台去,却入寻常百姓家”,元代谢宗可《睡燕》:“魂飞汉殿人应老,梦入乌衣路转迷”,张安范《新燕》:“海棠开后月黄昏,王谢楼台寂寂春。柳外东风花外雨,香泥高垒画堂新。”都在描写燕子这一物景中展衍着刘禹锡所创立的诗情画意。刘禹锡在《金陵五题》中还写道:“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其中的意象“月”也别有意味。清代李瑛《诗法易简录》评曰:“六朝建都之地,山水依然,惟有旧时之月,还来相照而已,伤前朝所以垂后鉴也。”在此处,“月”的形象带给人的审美感动远远超出所谓“伤前朝所以垂后鉴”的功利意义,更多的是属于拟人化的有情感的意象。

总之,刘禹锡《金陵五题》无论从选景的典型、意境的含蓄,还是用笔的巧妙、韵味的醇厚等方面,都是唐代咏史诗艺术成熟的典范,其典型的意象与情境,常常为后世描写金陵的诗、词、曲所化用和隐括。宋代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即属此例: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髺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说兴亡,斜阳里。

词中“山围故国”、“怒涛寂寞打孤城”、“夜深月过女墙来”、“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斜阳里”等词句都是化用了刘禹锡的诗意。周邦彦以层层铺叙的手法几乎将刘禹锡的两首诗全部演绎一遍。与周邦彦同时的诗人贺铸有一首《水调歌头?台城游》,其中也有“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之句。又如南宋邓剡《唐多令》:“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入谁家?”,吴彦高《青衫湿?感旧》:“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入人家。”元代诗人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有云:“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张可久的《湘妃怨?次韵金陵怀古》:“风不至空台上,燕飞来百姓家,恨满天涯。”清代郑鳖《满江红?金陵怀古》:“淮水东头,问夜月、何时是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可见刘禹锡“燕子”意象的影响力。然而,一个意象第一次被使用,是创新,再度被使用,便成蹈袭。因而无论后人如何变化翻新,都无法超越刘禹锡原诗而让人耳目一新。因此白居易评说:“后代诗人无复措词”,信非溢美之词。

刘禹锡关于金陵的描写以及情怀,在晚唐诗人那里凝结为忧伤的金陵情结,并在宋元明清得到巨大发展。尤其是在《红楼梦》《儒林外史》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儒林外史》更多的是从实写的角度描绘金陵的繁华,而到了《红楼梦》中,这种影响幻化为金陵城命运起伏、捉摸不定的人事湮灭的虚空之感。

(二)议论手法的精妙

刘禹锡是一个政治家兼思想家。他对政治社会的看法较深刻,其咏史诗在回顾历史时,既能就事论事,又能透过历史现象去思考和总结社会规律,发展趋势。在表达历史见解时,他常常以议论入诗。然而其议论不是抽象、枯燥的说理或空洞的道德训诫,而是蕴含着深深的现实感触。如《蜀先主庙》《咏史二首》《读张曲江集作》等,都是在叙述中委曲致意,叙议结合,警拔有力。再如《金陵怀古》《汉寿城春望》《故洛城古墙》《金陵五题》等都是将议论寓于苍凉唱叹之中,或含而不露,或露而不尽,情味浓郁、思想深沉。如《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轩后初冠冕,前旒为蔽明。

安知从复道,然后见人情。

——其一

簿领乃俗士,清谈信古风。

吾观苏令绰,朱墨一何工。

——其二

其一是说:“帝王以窥见隐微不苛察细故为贵,然安知聪明蔽塞,外间人情全无所觉,为害不尤甚乎?”说明人君必须深入现实底层,才能彻底了解民情。其二则借苏令绰“制文案程式,朱出墨人,乃计账、户籍之法”(《周书?苏绰传》)之事,主张为政必须注重实效,避免高谈阔论。这两首诗均采用了史论方式,观点新颖,一反传统的认识,因而具有翻案性质,可以说是晚唐翻案之风的先导。从咏史诗发展来看,刘禹锡是史论体的开创者之一,对于后来诗人的议论产生较大的影响,“始以议论入诗,下开杜紫微一派。”

刘禹锡最高明的议论,确实达到了“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的境界,如其《西塞山怀古》即是此例。他发展了杜甫“有意而不落议论”的创作特点,进而做到了“意不竭而识自现”,突出史识,但又不落入史评一路,这点对晚唐咏史怀古诗的影响也很深远。

(三)时空描写

刘禹锡咏史中尤其注重对于时空的把握。观其成功作品,无不以巧妙的时空结构来达到古与今的融合。在七绝咏史中,他往往采用超越时间的意象作为线索来结合古今,如《乌衣巷》中以“燕”,《石头城》中是以“月”,《杨柳枝》中是以“隋家宫树”,从而将古今的双重时空连接起来,作为诗人情思抒发的大背景。由此,诗人虽立足于现实,但想象的翅膀和理性的触角却伸展到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在其律体咏史怀古诗中,这种时空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以《西塞山怀古》为例: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故垒萧萧芦获秋”属是今日之时空,而与它相对应的古代时空主要有两重,一是明写战场杀伐的历史,一是“王气”未收之前的历史时空。而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并非是某个单个意象,而是“山形依旧枕寒流”这一能穿越时间的自成体系的时空,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依旧”二字,写出了它不随世事变迁的坚定,因而诗人发出“人世几回伤往事”的感叹。这些表明诗人虽然写西晋灭吴这段历史,但其深沉的历史忧思并不停留在一时一事,而是由具体事件生发开去,引申为古今普遍适用的人生哲理。诗人的情感,也不在现在与历史的某一点做流动,而是以现在为基点,跳跃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向历史的纵深处做辐射。而且,这种辐射并非单向,它不仅指向历史,还有一部分指向未来。由“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两句诗,可以推断,人世的沧桑变化不会止于现在,它将不断进行下去。而江山永远“依旧”,它也不会止于现在,它将走向未来。诗中无限延展的时空感,无疑涵盖着未来。这种纵贯古今的时空感在《汉寿城春望》一诗中获得了明确的形象感,“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诗人显然将想象的触角伸向了未来历史时空,通过对此地“未来”的想象,来表达未来变迁的历史发展观。正因为有开阔的历史眼光,所以能打开开阔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审美时空。刘禹锡以高度凝练的笔法、多重立体的时空建构,达到了他所倡导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的艺术境界。这不仅是刘禹锡怀古诗风的重要构成,也是其作品得到当时和后世普遍赞誉的重要原因。

(四)苍老雄浑的创作风格

关于刘禹锡的诗风,刘克庄认为,《蜀先主庙》《观八阵图》《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等作品“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胡震亨《唐音癸签》中云:“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真才情之最豪者。”刘、胡二人所论非常正确。从刘禹锡的各类诗歌题材看,咏史诗是最具“雄浑老苍”、“气该今古”特征的。如《蜀先主庙》,首句“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发端沉实壮烈,气势磅礴,格调雄浑,极易让人想起刘备的丰功伟业、雄霸之气。又如《西塞山怀古》“劈将王濬下益州起,加‘楼船’二字,何等雄壮!随手接云:‘金陵王气黯然收’,下一‘收’字,何等惨淡!……看他前四句单写吴主孙皓,五忽转云:‘人世几回伤往事’,直将六朝人物变迁、世代废兴俱收在七字。六又接云:‘山形依旧枕寒流’,何等高雅,何等自然!未将无数衰飒字样写当今四海为家,于极感慨中却极壮丽,何等气度,何等结构!此真唐人怀古之绝唱也。”

再如《荆州道怀古》,首联“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直接点明怀古对象,气势沉着不凡,悲壮慷慨。颔联、颈联“马嘶古树行人歇,麦秀空城雉雄飞。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则用较为开阔的眼光观察空城周围之景、物,视野开阔,动静结合,气势飞动。而尾联“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借庾信羁旅北朝思乡之事,转入情感的慨叹,真挚低沉。综合看来,这首诗气势飞动,情感苍凉,悲慨沉健,有雄浑浩渺的境致。或许正因为这点,清代翁方纲认为此诗实胜于《西塞山怀古》。

刘禹锡咏史诗“雄深雅健”审美风格的形成,不仅来自他深厚的才力学养,“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而且与其个性气质、思想认识、生活经历以及创作心态都有密切联系。其咏史诗绝大多数写于贬窜或外任时期。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较多的名胜古迹,他的心态也经历了“齿少心锐,径步高行”的进取,以及“陷于大厄”后的震荡与自省,从而变得更加成熟。因此,他一方面因无罪受重罚而满怀怨望、“郁郁不自聊”,因此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富于深厚的情感底蕴。另一方面其成熟的历史理性与哲学观念,又使得他对历史变迁与个人升沉有睿智的洞察和体认,其倔强乐观的性格又使得他在理想受阻时不轻言放弃。所有这些,均使他能于别人不到处别生眼目,升华诗意。达到较高的境界。可以说,刘禹锡以独特的风格,扩大了咏史诗的艺术,对其后晚唐咏史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节中唐其他诗人的咏史诗

一、白居易的咏史诗

(一)白居易的政治倾向与文学理论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代表作家,他一生政治经历丰富,历经唐代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等朝。他早期进入仕途,开始政治生涯,其中以44岁贬为江州司马为界。前期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创有一定的政绩,但在后期主要以闲职为主,写下很多闲适诗。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而其“独善”之心,则吸取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到,其鲜明的儒家观念在创作中的体现。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很有进步意义。对大历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之多样化。

(二)咏史风格与具体作品

白居易有咏史诗50余首。白居易的咏史诗主题大多单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这显然贯彻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他所选取的历史题材多半与现实相关、具有训诫意味。他对于历史教训的总结,就是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反思。当他在历史中读到君臣治乱之道,世态炎凉之迹,都会对现实忧心忡忡,进而表现为他苦口婆心地反腐倡廉,急功近利地廓清时弊。在其新乐府诗中,就有许多自名主题的咏史诗,如“明祖宗之意”(《二王后》)、“戒求仙”(《海漫漫》)、“戒奇物、惩佚游”(《八骏图》)、“鉴嬖惑”(《李夫人》)、“悯亡国”(《隋堤柳》)、“惩厚葬”(《草茫茫》)等,这都是白居易咏史诗反复咏叹的主题。由此可以看出白居易汲汲于世事的一面,拳拳之态可掬。

(三)白居易的《读汉书》

与初、盛唐诗人不同,白居易对现实并没有太高的期许,尤其是在仕途遇挫之后,他更多的是对个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对自己的去留问题进行谋划,如《读汉书》一诗中,诗人便以古论今:

禾黍与稂莠,雨来同日滋。

桃李与荆棘,霜降同夜萎。

草木既区别,荣枯那等夷。

茫茫天地意,无乃太无私。

小人与君子,用置各有宜。

奈何西汉末,忠邪并信之。

不然尽信忠,早绝邪臣窥。

不然尽信邪,早使忠臣知。

优游两不断,盛业日已衰。

痛矣萧京辈,终令陷祸机。

每读元成纪,愤愤令人悲。

寄言为国者,不得学天时。

寄言为臣者,可以鉴于斯。

这首诗没有太多的诗味,浅俗直白,但显然是有感而发。他指出为人君者应明辨臣之忠奸,为人臣者也须明察君之贤愚、世之明暗,早做决定,否则将终陷祸机。这种感慨源于中唐动荡政局给诗人内心造成的强烈不安,因此以古鉴今,有现实之慨。

(四)白居易对隐逸的称道与赞许

白居易在其咏史诗中还屡屡称道隐逸,借此来表达他对当世的不满。他尤其景慕陶渊明,在《读史五首》之“楚怀放灵均”中和《偶然二首》之“楚怀邪乱灵均直”中,诗人通过屈原与贾谊的对比,表明明时不遇比乱世遭弃更为可悲,在有道之世君子本该有所作为,而无道之世君子遭弃则属自然之事,这就把“士不遇”的传统主题更深入了一层。至于他自己“不成一事谪江州”(《题四皓庙》)是属于何种情形,诗人并未作结。白居易对社会的各种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不满,对贬谪带给自己的心灵伤害,他努力超脱,却最终未能完全释怀。面对“深谷变为岸,桑田成海水”的历史变迁和人事更迭,他最终只好选择淡然待之,“势去未须悲,时来何足喜。寄言荣枯者,反复殊未已。”,(《读史五首》之“汉日大将军”)“自古无奈何,命为时所屈”(《叹鲁二首》之二),“吾闻达士道,穷通顺冥数。通乃朝廷来,穷即江湖去。”(《读谢灵运诗》)……其中虽流露出明显的辩证成分,但背后蕴含的还是消极的人生观和历史观。

除此之外,白居易还写了很多以李、杨爱情为主题的咏史诗。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咏史诗《长恨歌》,此外还有《温泉》《骊宫高》《霓裳羽衣歌》《李夫人诗》等,都是对李杨故事直接和间接的演绎,表现了中唐诗人对于李杨题材的青睐和浓厚兴趣。

二、张祜的咏史诗

(一)张祜咏史诗创作的整体风格

张祜是中唐时期的另一位重要诗人,其诗作多描写宫廷生活。他的作品中,咏史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咏史诗比白居易还多,有58首左右。张祜的咏史诗专攻近体,58首咏史诗中只有一篇《华清宫和杜舍人》为古体,其余大部分为五律和七绝,还有少量五绝,显示了中唐咏史诗追求形式整伤的一面。张祜长年浪迹于江湖中,或为外府从事,或为大僚幕宾,其所游历之地极广,北至塞北,南极岭南,西至襄汉、马嵬,东极于海,均留下了诗篇。张祜以宫词得名,其咏史诗也深具宫词特色,主要表现为讽刺淫逸和鉴戒兴亡,在艺术上具有委婉多讽的特点。

(二)咏史诗的思想内容

中唐诗人关注古今兴亡题材,有意识地对兴亡教训进行总结,并且敢于将亡国根源追到最高统治者身上,甚至当朝皇帝玄宗进行讽咏。这点在张祜咏史中有最明显的体现。在其50余首咏史诗中,以玄宗与贵妃逸事为题材的就有20首之多。他似乎仅是以遣玩的态度来回味开元故事,写玄宗与贵妃的风流欢悦,也写马嵬事件后的凄凉伤感。时而追怀,时而怅叹,时而嘲讽。他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20余首七绝咏史,在写法上具有明显的“深宫”特点。张祜注重表现具体的生活场景或片断,近似于反映宫廷生活的连环画,虽缺乏历史感,却不乏生动的艺术想象。他并非叙述或评价“已发生事实,而是根据既有事实揣摩、描述‘可能发生’的情境或细节,具有‘野史’味道。”这种以“戏说”历史的轻松形式来对待沉重的历史话题,确是张祜的独特之处。

张祜咏史的讽喻之意不像白居易那般鲜明,他很少直接对事件作出评价,更不见训诫之语气。但从他带有“戏说”色彩的咏史中,玄宗之沉迷声色、宠幸外戚致失政,贵妃之恃宠而骄、狐媚惑主而亡身都得到充分的展示。诗人对他们虽然不乏同情,但是批判与讽喻之意还是较为明显的。

日光斜照集灵台,红树花迎晓露开。

昨夜上皇新授箓,太真含笑入帘来。

——《集灵台》

宜春花夜雪千枝,妃子偷行上密随。

使唤耍娘歌一曲,六宫生老是峨眉。

——《耍娘歌》

风树离离月稍明,九天龙气在华清。

宫门深锁无人觉,半夜云中羯鼓声。

天阙沈沈夜未央,碧云仙曲舞究裳。

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

红树萧萧阁半开,上皇曾幸此宫来。

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

水绕宫墙处处声,残红长绿露华清。

武皇一夕梦不觉,十二玉楼空月明。

——《华清宫四首》

这一系列诗均是将主旨隐藏在对历史情境的演绎中,诗人并不做判断。《华清宫》四首客观上对玄宗奢侈生活有所揭露,但表现方式相对含蓄。“集灵台”即长生殿,在骊山之上,为祭祀天神的地方,庄严肃穆。诗中描写了昨夜玄宗才亲自授箓,清晨就与贵妃幽会之事。诗人采用“春秋笔法”,含蓄委婉地讽刺了玄宗后期的堕落,讽喻极深。在其另一首《华清宫和杜舍人》中,诗人则一改赏玩腔调,追溯唐玄宗是如何由一个励精图治的有为天子沦为几乎丧失江山的失政之君。诗中揭示玄宗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思想麻痹,不知居安思危,最终“祸乱根潜结,升平意邃忘”;二是宠信佞幸,疏远贤臣,“益知迷宠佞,惟恨丧忠良”。这些诗句是道出了张祜有关李杨题材的全部核心思想,由此可断定,他的“戏说”李杨风流韵事的诗该并非无为之作。

三、李贺的咏史诗

(一)李贺的经历与创作风格

李贺,后人称为“诗鬼”,是中唐时期另一位值得关注的诗人。作为皇室之后,李贺有着异于常人的辛酸经历,也正由此,形成了他幽暗、凄冷的诗风,这种风格在其咏史诗中也有突出表现。李贺咏史诗的数量不是很多,但却有着自己鲜明的创作风格。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既不从道德立场和伦理态度出发评定古人功过,也不靠咏怀古迹来表达人世变迁、盛衰兴亡之感。他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对历史材料进行深加工,凭着“楼玉雕琼”的技艺、“惨淡经营”的苦心,辅之以奇特的想象、天才的审美创造以及深情的内心世界,创造出一种情味隽永、意趣深婉、色彩瑰丽的咏史诗,体现了他“瑰丽奇峭”、“虚荒诞幻”的艺术风格。如果说诗人依凭历史素材创作咏史诗如春蚕吐丝,那么李贺则是以粮酿酒,无论形态、质感、味道,都已同历史原料相去甚远。他往往回避一切知性的流露,而用形象的语言和怪诞的意象来表达感官印象和心理感受,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及心理冲击。

(二)大胆采用想象手法,营造出独特的咏史境界

李贺咏史最突出的就是想象手法的采用,他展开异于常人的幽冷的思索,为咏史注入了一种凄凉的氛围,下面以其《苏小小墓》为例进行说明:

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珮。

油壁车,夕相待。

冷翠烛,劳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

这是一首咏史诗。苏小小是南齐名妓,齐乐府民歌有《苏小小歌》:“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首诗全凭生动的联想,用比拟手法来描绘苏小小的外貌、心境、服饰、用具及所处环境等,一反民歌之意,渲染苏小小死后的哀怨、孤独以及对爱情的渴望,刻画了一个凄美而深情的鬼魂形象,充分展现了李贺作为“诗鬼”的艺术天赋。

值得注意的是,李贺在刻画苏小小之时,关注到了苏小小墓旁的各种景物,将墓旁景物与其一生的命运连接起来。认为墓旁兰花上缀着的露珠,犹如死者之泪珠,脆薄如烟的幽花,也不堪剪下来相赠。诗人还从眼前草、烟、风、水等景物生发联想,把他们幻化为苏小小所佩带的服饰。诗人还设想她生前坐惯的车子,死后仍在那里等她。她所化成的磷火,至今放射出绿光,伴随着眼前凄风苦雨。诗中所描写的魂魄出没无定的情状、所渲染的幽苦冷森的氛围,极易让人联想到李贺怀才不遇的命运及其哀激孤愤的内心世界。清人姚文安《昌谷集注》中云:“兰露啼痕,心伤不偶,风尘牢落,堪此折磨,迄今芳草青松,春风锦水,不足仿佛环妍。若当日空悬宝车,烧残翠烛,而良会维艰,则西陵之冷雨凄风,不犹是迟暮之泪耶?贺盖慷慨系之矣。”所言极是。

另如其《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这首咏史诗有其一个历史原型故事:汉武帝为求长生在长安铸造手托巨盘的仙人铜像,巨盘可承天露,据说人服之可以长生。三国时魏明帝派人搬迁这个铜人往魏都,传说铜人离汉时,泪流不止。作为咏史诗的典型题材,很多诗人都对此有过咏叹。仙人承露盘的建立和拆迁,象征汉王朝的兴盛和败亡,也寓示着求仙之虚妄,一般诗人都会由此兴发感慨,或借古讽今,或单纯表达兴亡之感。但李贺却抓住传说中仙人流泪的细节进行阐发,完全将金铜仙人作为一个有情的生命,深入其内心,想象它被搬离故都时的凄惨与辛酸。李贺创作此诗并非没有以古喻今之意,但他把深切的现实感慨都深隐藏在形象背后,所展示的,就是金铜仙人辞汉时的情境与内心感受。诗人并未强加任何观念的东西,但其极具人性化的想象与哀艳色调却令人印象深刻,无法忘怀。

四、刘长卿的咏史诗

(一)刘长卿咏史诗的整体风貌

刘长卿在开、天时期即有诗名,以“五言长城”横绝诗坛。作为中唐时期颇有诗名的他,在咏史方面也较有成就。刘长卿有咏史诗29首,绝大部分是近体,五言律体尤为所长,七律体虽不多,但却有先驱之功。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浓重的伤悼意味和明显的骚怨精神,因此更能体现中唐咏史诗的格调。此外,他的咏史七律堪称独到,少数古体亦多形式整伤、章法谨严。他还在咏史诗的意境开拓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在咏史意境方面的开拓

刘长卿咏史怀古诗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进展。尤其是其怀古诗借鉴了山水诗的技法,往往就眼前之景展开,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具体交待,而是利用景物自身的历史积淀达到“抚今”即是“追昔”的目的。且看两例:

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

官舍己空秋草绿,女墙犹在夜乌啼。

平江渺渺迷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

沙鸟不知陵谷变,朝飞暮去弋阳溪。

——《登馀干古县城》

竹房遥闭上方幽,苔径苍苍访昔游。

内史旧山空日暮,南朝古木向人秋。

天香月色同僧室,叶落猿啼傍客舟。

此去播迁明主意,白云何事欲相留。

——《将赴岭外,留题萧寺远公院》

在这两首诗中,自然景观与历史景观是和谐的、统一的。历史景观由于人事的退出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景观也因为镌刻着时间与人文的印记而成为另一种历史。因此二者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空间,给人一种天然凑泊而兴象玲珑的审美印象。这种手法在晚唐许浑、刘沧的怀古诗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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