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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面包青天看包拯如何痛斥北宋冗官弊端1

发布时间:2020-12-25 06:52:17 阅读: 来源:刺绣机厂家

黑面包青天:看包拯如何痛斥北宋冗官弊端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

包拯(资料图)

在中国,无人不晓包拯。包拯执法严明,铁面无私,刚直不阿、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形象流芳百世。翻读史书,记载最多的是包拯治理开封府的事迹: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骄横之势,及时惩办无赖刁民,以致民间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谣。其实,史书也还记载着包拯“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在经济方面做了许多利国益民的事情。然而,史书却很少记载包拯对于官僚机构臃肿、冗员泛滥成灾,导致盘剥百姓,民不聊生,社会腐败的尖锐抨击及其卓越的政治远见。

近读史书,见记载有《包拯集·论冗官财用等奏》上的一段文字,犹似醍醐灌顶,大受启发。

包拯在任开封知府之前,只是谏院的一名普通官员。但当时他就敢于仗义执言,上疏朝廷,痛陈弊政,为民请命。包拯在这篇上疏里列举了官僚机构庞大,各级冗员繁杂,财政来源枯竭,人民不堪重负等严重现象。

他指出,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天下文武官员总计9785人,可是,当朝(宋仁宗嘉佑年间)朝廷内外官员总数已达到17300人,(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大观三年人口约11,275万。由此推算,嘉佑年间人口不会少于1亿,这样估计,当时官民比例约为1:5500)这还未统计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等,官员增加了一倍多!他回顾历史说,唐尧、虞舜时代,官员只有百人,夏商时官吏增加了一倍;周代设立六官,官员及部属逐渐增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立郡县制,设立三十六郡,郡下设县,于是官员大量扩充。到汉、魏以及隋唐,官员更加繁多。接着,他笔锋一转,指出前朝“虽设官浸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之甚也。”

包拯(资料图)

那么,这么多的繁官冗员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包拯指出:除了朝廷命官之外,一是“台寺之小吏”,即御吏台、大理寺、中书监等各官府所设的下属机构中额外增加的官吏、衙役。二是“府监之杂工”,即各官府为自己办事方便而增加的勤杂官员。三是“荫序之官”,即因祖上做过官、立过功而受封的家属子女,或凭关系受照顾的亲属、官亲贵戚。四是“进纳之辈”,即用金钱或买或捐的官吏、衙役等等。同时,国家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次也要录取一千余人。

北宋冗官现象有其封建王朝的制度共性,也有其时代特性。北宋前期,在统一国家过程中,采取“伪署并仍旧”的办法,同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在保留后周旧机构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些平行的新机构,使之互相牵制。这样,就形成了“一官而数人居之,一事而数人治之”的现象。结果,一是造成官名与实际职权不一致,因而职责不明,上推下卸,互相推诿,政事淹滞;二是造成机构繁复,彼此牵制,导致重床叠加,闲官过多,效率低下恶果;三是造成冗官冗费,耗竭财力;四是造成寄禄官制度混乱,这种与前代风格不同的品秩制度,职事分离,使得庸碌腐败的官员大增。

包拯(资料图)

面对种种官制痼弊和财政窘困的局面,自真宗朝以后的历朝有识之士,大多上奏要求“去冗”、“减费”、“裁官”。尤其到了仁宗以后,问题已成燃眉之急。当时,不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和官员,纷纷上书朝廷,要求改革症弊。范仲淹就向仁宗条陈十事,主持“庆历新政”,革新吏治。包拯,也是强烈要求改革弊政的一名有识之士。

包拯在这篇上疏里不无忧虑地指出,现在,全国有州郡320个,县1250个。按照定额用吏不过五六千人,现在已经超过三倍多。“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吃国家俸禄的官吏日益增多,耕种田地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造成国家财用、老百姓物力更加匮乏。现在国家每年的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先祖时国家所征收的税目只是实物,后来收取赋税时将实物折算为钱,这样,税户在常税之外增加了五六倍的赋税。包拯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税率本已很重,再加上官府横征暴敛日益严重,且没有止境。土地不会增加,纳税的老百姓已经一无所有,而官吏冗员多,所耗用度就多,长此以往,国家的根基能安定稳固吗?

包拯以其卓越的政治眼光和胆魄一针见血指出:“欲求其弊,当治根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为此,他强烈建议“澄汰冗杂”,裁减多余的官吏和勤杂人员,严格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公榜无名的全部免除等。同时建议停止不急需的建筑工程,减少宫中过分奢侈,节省朝廷内外多余的不正当费用。包拯警告说:“若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亦不能救也!”如果这些多余的官吏和勤杂人员不裁减,国家支出不节省,筹划的再好也不能挽救现状。

包拯(资料图)

今天,我们读包拯的这篇上疏,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包拯“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名官员确实难能可贵。可惜,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包拯上疏后的结果,我们也无从知道宋仁宗阅此奏后的感想和举措。当然,作为封建帝王,要奉行历代相沿的争取地主阶级各阶层广泛支持的政策,只得避开宋代官僚政治中冗官成灾这个核心问题。至多在维护宋王朝统治的前提下,采取治标的策略,在机构设置、职守调整和清理品阶上做些“微调”。据史载,以后的宋神宗开展了“元丰改制”社会改革运动,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调整和精简,成为中国古代官制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此而言,元丰前代的范仲淹、包拯等有识之士呕心沥血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同时,包拯“澄汰冗杂”的思想也给当代的中国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也是今天我们怀念“包青天”的另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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